人大教師評“白日”獲獎：中國電影的歐洲情節

《白日焰火》獲金熊獎
    《白日焰火》榮獲柏林電影節最佳影片，成為第五部獲得金熊獎的教师奖中華語片。與此同時，评获該片主演廖凡成為捧起“銀熊”的国电首位中國演員，而曾劍攝影的欧洲影片《推拿》也獲得了傑出藝術貢獻銀熊獎（攝影）。連中三元，情节中國電影在柏林大放異彩。白日
      雖然中國電影的教师奖中曆史相當有料，但其作為一種“現象”蜚聲世界卻是评获相當晚近的事。改革開放後，国电第一位衝出國境的欧洲導演是陳凱歌，他的情节《黃土地》是一部嚴格遵照中國體係的要求生產出來的“主旋律”影片，卻“意外”獲得瑞士洛迦諾國際電影節的白日評委會特別獎（銀豹獎）。那是教师奖中1985年，中國的评获國門尚未完全開啟，無論門外看門內還是門內看門外，均有種含混曖昧的美。
      洛迦諾電影節是有國際影響力的電影節，也是國際電影製片人協會（FIAPF）認定的14個A類電影節之一。如今來看，《黃土地》的這座銀豹獎在“第五代”導演的成就中遠不算出類拔萃，這既與陳凱歌後來更大的成就有關，也與洛迦諾自身的分量有關。中國電影先後在1998年（呂樂的《趙先生》）、2000年（王朔的《我是你爸爸》）和2010年（李紅旗的《寒假》）三次拿下洛迦諾的最高榮譽——金豹獎，但國內傳媒對其報道十分稀疏，因為無論對於媒體、評論家還是電影觀眾來說，更大的胃口已然養成，洛迦諾不再有吸引力，中國電影人有了更遠大的目標。自1985年至今的30年裏，中國電影借助歐洲一流電影節的頻繁認可而毫無疑問地躋身國際藝術電影的第一陣營，而這裏的“歐洲一流電影節”指的就是傳統的“三大節”——法國的戛納電影節、德國的柏林國際電影節，以及意大利的威尼斯電影節。洛迦諾不在此列。
      回過頭看，第五代導演將歐洲三大節作為“進取的途徑”無疑是十分聰明的舉動。一方麵，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素有曆史淵源，用“惺惺相惜”來形容並不為過，兩者固然有著不同的敘事母題與表現手段，但在最終極的價值層麵上——其實一種近乎“自戀”的文化情結——兩者幾乎是殊途同歸的。另一方麵，比起美國來，歐洲人對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持更加溫和與包容的態度，這一點西歐甚至好於蘇聯——中國電影就從未在同是A類電影節的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上斬獲重要獎項。因此，張藝謀的《紅高粱》在1988年拿下第一尊金熊時，一切似乎都已經準備就緒，既有頭腦又有學院派功底更親曆過1949年之後種種政治運動的第五代導演們開啟了屬於他們的輝煌。關於這第一尊金熊，坊間還流傳著一個如夢似幻的故事，說的是陳凱歌聽聞《紅高粱》獲獎，錯愕半晌，隻蹦出了一句話：“他就是我一攝像。”事實的確如此，《黃土地》的攝像師就是張藝謀，此君將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方式塑造中國電影的視覺風格：色彩明豔、構圖凝重、光線晦暗、線條陰柔。不過，5年後陳凱歌用《霸王別姬》證明了自己的實力，這部簡直可以用“偉大”來形容的電影成為唯一斬獲戛納電影節最高獎金棕櫚獎的中國影片，並同時獲得英國電影學院獎和美國金球獎的最佳外語片，以及“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提名。
      若對“三大節”做個橫向比較，不難發現柏林最青睞中國電影，威尼斯次之，戛納最“高貴冷豔”。《紅高粱》之後，還有謝飛的《香魂女》、王全安的《圖雅的婚事》以及今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捧回金熊。斬獲威尼斯“金獅”的，則有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和《一個都不能少》，以及賈樟柯的《三峽好人》（如果從製片公司的所在國判斷，李安的《色，戒》也可計入）。我做了一個簡單的統計，中國共計有18部電影拿過“三大節”的最高獎或第二重要的獎項（包括“最佳導演”和“評委會/評審團獎”）；若算上劇本獎和演員獎，更是不計其數。這樣的成績使得中國電影與任何一個擁有悠久曆史的電影大國相比均毫不遜色。
      不妨這樣說，中國電影的歐洲情結始於《黃土地》和《紅高粱》。這一“黃”一“紅”兩種顏色既是工業文明與全球化時代撕裂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國人的質樸與熱情的象征，也奠定了這個擁有4000年文明史的國家在影像時代留給世界的主基調。這一情結一直延續至今，並顯然將會繼續進行下去。然而，我們卻多少有點無奈地發現，中國電影人的世界藝術之夢已經與這個國家逐漸富裕起來的中產階級彼此剝離了。後者在高速運轉的社會機器下漸漸失去了審美的動力和能力，他們需要的是好萊塢式的想象：一種純粹的、奇觀的、高度娛樂化的視聽享受。剛剛為中國電影捧回第四尊金熊的刁亦男曾以影視編劇的身份為極少數電影深度愛好者熟知，他編劇的作品有《愛情麻辣燙》和《將愛情進行到底》；轉型做電影導演後專注於在國外拿獎，卻繼續籍籍無名，直至今年2月。而與此同時，國內主流院線上映的影片卻在幾乎眾口一詞的罵聲中上演著一幕幕令人匪夷所思的票房奇跡。
      在一流電影人的歐洲情結和中產階級觀眾的好萊塢想象的罅隙間，存在著中國電影最本質的問題：迷失。或迷失於某種含混不清的世界主義的評價體係，或迷失於娛樂至死的奇觀消費的欲望。前些天，一位著名學者在媒體發表言論稱，與其關注中國電影在國外得了什麽獎，不如支持國內院線取得的票房佳績，中國中產階級的趣味會主導全球電影的走向。在我看來，恰恰相反：最大的難題始終是中國的藝術電影持續受到國際主流評價體係的認可，卻始終未能引領電影觀眾審美的方向，“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昆汀·塔倫蒂諾拍《低俗小說》隻花了850萬美元，拿了金棕櫚之後殺入主流院線，竟贏得2億美元票房——這樣的藝術與產業的良性互動在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如此一來，再看國內媒體與民眾對於《白日焰火》力擒金熊的興奮，便多少有些諷刺了——不過是另一場與電影無關的民族主義狂歡而已。
      2010年夏天，婁燁的《春風沉醉的夜晚》在洛杉磯一些小型藝術院線點映，我有幸受邀觀摩了一場。觀眾席坐滿了來自各大主流媒體的影評人，影片結束不少人起立鼓掌。此前不久，該片剛剛在戛納得了最佳編劇獎，而在中國，這部電影始終處於地下狀態，一如導演的其他作品。在越來越多的電影人歡快地擁抱中產階級的好萊塢想象時，人們很欣慰地看到還有婁燁、賈樟柯和刁亦男這樣已並不年輕的一流電影人仍在固執於他們的歐洲情結，也許因為他們堅信，中國電影的魅力隻能在中國和歐洲兩個深陷柏拉圖之戀的文明體的交流中，噴薄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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